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史诗文本，《格萨尔》经历了从上千年来流传在青藏高原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到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民间文化，再到国际视野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历史上，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一直流传于藏族以及蒙古、纳西、裕固、土等民族中，他们将故事本土化，形成了各民族十分崇尚的英雄史诗。由此，《格萨尔》发轫于青藏高原，而后向各民族各地区甚至跨境、跨文化语境向周边传播，成为见证长期以来藏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宝，也成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就将《格萨尔》搜集、整理等纳入国家文化保护工作序列，可以说赋予了其“第二次生命”。在此基础上，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使《格萨尔》得到进一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并立足本土开启了与世界新的接轨和对话。

作为民间文学巨著，《格萨尔》首先是由藏族人民集体创作、至今仍在活态传承的宏大叙事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凡，率领“岭国”部落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推动众人和睦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它全面反映了藏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的古老风貌，是本土知识、族群记忆、民间智慧、母语表达的重要载体。

与其他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格萨尔》基本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靠手抄本与木刻本保存和传播；二是靠民众尤其是优秀传承人口耳相传。格萨尔传承人即说唱艺人藏语称作“仲肯”“仲哇”，意为讲故事的人。正是凭借一代代“仲肯”“仲哇”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和薪火相传，《格萨尔》得以在广袤高原农牧区传承千年，在民众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民间艺人在演唱时，经常用三句话来概括《格萨尔》的主要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由此可见，整部史诗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3个部分组成。对其规模，学界则普遍以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170多部文本来描述，当之无愧是世界上篇幅最长、规模最大、活态传承的史诗之一，堪称“世界史诗之冠”。就篇制而言，实际上这些只是概数，因为《格萨尔》属活态史诗，其篇幅、内涵均随演唱艺人的即兴创造而不断突破。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格萨尔》，是一个文本内容浩瀚、话语结构复杂、文类形态多样、传承方式众多，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圈流传的宏大叙事传统。

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史诗，同时也见证着我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创造力。它不仅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也是文学、影视、舞蹈、音乐、美术等现代艺术的源头活水，对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格萨尔》流传的过程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它也不断吸收各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和内涵。

回溯《格萨尔》形成之初，它与众多民间故事一样，似乎是一个脱胎于历史（以历史为题材）、以“传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故事。那么，这个传奇性的、只鳞片爪的民间故事是如何发展为一部宏大的叙事作品，进而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叙事传统的呢？

《格萨尔》史诗文本由三类不同的文类部件组成，即历史性文类、神话性文类和艺术性文类。其中，历史性文类是史诗诸文类的基础，但它在后来的口传语境下，不断经历“去历史化”的过程，并逐步融入神话化和艺术化的意象，最终构筑起“史诗大厦”。世界其他史诗多数都起源于真实历史，或以历史为底色。对照不同时代的《格萨尔》文本就会发现，早期文本尽管富有传奇色彩，但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稍后的文本具有较为强烈的神话色彩；而晚近产生的文本则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总体上大致经历了从历史经验（原初历史叙事）到历史神话化再到神话艺术化的3个阶段。在我国，神话历史化的情形屡见不鲜。就藏族而言，公元7世纪吐蕃松赞干布时期之前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口传神话性历史。这也表明：历史只有神话化，才有可能为史诗的诞生播撒火种。

据文献记载，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11世纪上半叶出生于青藏高原一个叫“岭国”的部落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俄支一带，他生前的真实生活情景在成书于14世纪的《朗氏家族史》中有着较为详实的描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唐代地图中明显标记了“岭”地位置，说明该部落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由此，格萨尔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奠定了《格萨尔》文本产生的基础。随后，从原初历史叙事到神话性叙事演进，格萨尔由人转变为神，也使历史文本逐步演变为史诗文本。

在此过程中，藏族历史上诸多重要事件与《格萨尔》形成了互文关系，成为模塑史诗文本的重要素材。从宏观上看，整个史诗的时空观指涉了藏族从分散的部落社会走向统一的吐蕃社会的历史事件、社会事象、民俗传统、军事成就等。随着互文化的递进，《格萨尔》借鉴了藏族历史上诸多指涉社会文化事象的概念和术语。比如，把“宗”（古时西藏县级行政机构）作为基本的叙事单元，往往用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或六十四小宗等来描述和划分史诗故事的单元。此外，它也融入了当时诸多历史事件，包括佛苯之争、吐蕃时期和后弘期时代藏族地方势力间的相互征战等。而这种互文性运用了神话化、艺术化的手法，尽管在篇制规模上神话化文本尚未达到鸿篇巨制的程度，但故事范型和基本架构已经形成，先后出现《诞生》《赛马称王》及《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魔岭》等篇章。对此，学者杨义提出：“在漫长时代中，由于获得多种文化因素的哺育以及艺人的心魂系之的天才创造，（《格萨尔》）由原来有限的几部，滋芽引蔓，生机蓬勃，拓章为部，部外生部，仅降伏妖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小宗，尽情地吸收了民族的丰富智慧，终在篇幅上长达百部以上。”

▲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格萨尔岭国三十大将》亮相“GAO－YUAN非遗论坛”。（中新社发 孙睿 摄）

《格萨尔》在孕育、诞生的早期借鉴和吸收了佛教文化，得以化蛹为蝶，有了从神话故事到宏大叙事的华丽转身。尽管后期的《格萨尔》文本中佛教思想逐渐强化，但其艺术化的本质从未改变。佛教作为一种艺术化的手段，造就了《格萨尔》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层面到观念层面更替演进的过程，为史诗从神话化向艺术化的跨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史诗从隐喻到象征层面的过渡提供了哲学基础。无论历史神话化阶段还是神话艺术化阶段，《格萨尔》文本的演进均以艺术想象作为出发点，以诗性思维作为史诗演述的逻辑本源，推动形成了《格萨尔》为我国各民族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比如家国情怀、济世之道以及平等、自由、正义等。

正因为其崇高性特点和宏大性思想，《格萨尔》史诗得以跨地域、跨民族、跨境、跨文化传播和发展。11、12世纪在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格萨尔》不断向外辐射，在区域和地缘层面形成了流传的“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以及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巨大的史诗流传带，成为喜马拉雅山地区多民族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朝圣者和茶马古道商旅的脚步，伴随着说唱艺人的忘情吟诵，尤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扩大、深化，《格萨尔》逐渐从我国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区的结合部，流传到了更多更远的地方。

▲在庆祝昌都解放70周年专场文艺晚会上拍摄的舞蹈《岭·格萨尔王》。（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如今，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七省区的藏、蒙古、土、裕固、东乡、撒拉、纳西、羌、门巴、珞巴、普米、白、独龙、傈僳等民族中，《格萨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此外，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传播。也就是说，它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国际流传带，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和史诗版图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作者诺布旺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6期。）